建国后的某一天，陈毅无意听到一个消息，让他惊讶得合不拢嘴。

有人对他说：“有一位资历很高的井冈山老同志在福建工作，职务很低。”

陈毅问：“谁呀？”

那人答：“贺敏学。”

陈毅震惊了，他赶忙问贺敏学时任何职，对方曰：“福建省副省长。”

陈毅听后连连感叹：“他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？”

其实，陈毅在听到贺敏学的名字时就已明了了一切，像他那样老的资格，待遇却要求得如此低，确实符合他的性格。

陈毅第一次见到贺敏学是在1928年。

那时他与朱德司令率领南昌起义及湘南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，而贺敏学早就在井冈山上扎了根。

后来通过了解陈毅得知，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后，贺敏学的家乡永新也陷入了腥风血雨当中。

贺敏学原本打算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对抗，可还没准备好，消息就败露了出去，他自己也被抓入了狱中。

得知这一噩耗，他的妹妹贺子珍立即找到了当地农民武装部队首领，希望救他于水火。

这位首领名叫袁文才，是贺敏学的同窗好友，两人曾情同手足。

袁文才当即出兵，趁着一天半夜，对永新县发动了攻击。

与此同时，贺敏学带领狱友也发起了暴动，里应外合，打跑了反动派。

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反扑，为了部队日后的发展，贺敏学与袁文才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，直到毛主席的到来。

所以，陈毅还未来到井冈山时，贺敏学就已经成了“井冈山第一人”。

而在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中，还有一个人也非常的出名，他就是粟裕。

当时的粟裕还只是一名警卫队班长，才能未被发掘出来，谁能想到，之后粟裕连连高升，职务甚至超过了贺敏学。

其实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除了他们的工作性质不同外，还与贺敏学的性格有关。

贺敏学是一个极其正直、低调且不争不抢的人。

1928年5月，毛主席与贺子珍结婚。

随着毛主席在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，贺敏学的“身价”也似乎被抬高了许多。

因为在外人眼中，贺敏学是毛主席的大舅哥，自然也“高人一等”。

然而，作为当事人，贺敏学却并不愿意沾妹妹的光。

他深知一个道理，有些事不能解释，否则将会越描越黑，反而让人误会。

因此，贺敏学对待流言蜚语的态度只有四个字“置之不理”。

并且从此之后，贺敏学一直努力让自己的存在感变低，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也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。

1937年，彼时从井冈山出来的革命同志都已进入了高级指挥的行列，但贺敏学还只是个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。

有人替他感到不值，他却觉得悠然自得。

这段时期，已经33岁的贺敏学迎来了感情上的春天，他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姑娘李立英相爱了。

然而由于当时处于抗战时期，党组织对结婚条件有着严格要求，他们的婚事便耽搁了下去。

直到1940年，陈毅都看不下去了，才批准他们二人为夫妻。

就在谈恋爱直到结婚的这期间，贺敏学对自己与毛主席的关系三缄其口，所以就连最亲密的恋人李立英也不知情。

后来有一次，当同事无意间提起时，李立英还有些不信。

回家后李立英就找贺敏学证实，一问才知同事竟然说得没错。

既然妻子问起，贺敏学也没有理由隐瞒，不过他一再嘱咐妻子：“不可外出张扬。”

由于始终保持低调，贺敏学的职务一直不是很高。

1948年，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贺敏学受陈毅、粟裕召唤，担任第四纵队第十二师师长。

第十二师的老底子是老七团，许多年前他就是这支部队的团长，如今又重新带领这支部队，贺敏学十分高兴。

然而担任第四纵队司令员的陶勇，和担任政治委员的王集成却有些紧张。

因为他们都知道贺敏学的资历很老，领导这样的老前辈，让他们内心很是不安。

贺敏学看出了他们的顾虑，便诚恳地对他们说：

“请你们大胆指挥，上级就是上级，下级就是下级，革命有先有后，职务可上可下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

陶勇和王集成这才放松了许多。

不久，在天目山战斗中，贺敏学就露了一手。

当时，第三纵队某部打一个山头始终攻不下来，陶勇急得直跺脚。

贺敏学主动请缨，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，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。

事后陶勇不禁夸道：“姜还是老得辣呀！”

贺敏学就像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

每一次的调令，很可能就是降级，可贺敏学并不在意，他总是说：“我是为了革命，不是为了做官。”

这一精神贺敏学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。

1955年，贺敏学不仅与军衔失之交臂，还转业地方，出任建筑工程副部长。

之后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，原本给他定的是7级，他却又主动降低一级。

而面对别人的惋惜，他只是笑着说：“这里很多同志级别都偏低，我调低了，其他人不就可以调高了吗？”

后来，这件事让中央组织部知道了，他们以为地方在定级的时候忽视了贺敏学，还曾问责：“为什么没给贺敏学评7级？”

又过了几年，中央调贺敏学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，然而他还没上任，就又收到通知担任福建副省长。

之后的许多年，贺敏学一直没有离开过福建，待遇也一直停留在了副部级。

1979年，作为所剩无几的井冈山老革命家，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一起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。

这是党组织对他多年来默默付出的肯定。

贺敏学低调了一生，也清白了一生。

他在福建工作了十余年，却从未给自己的亲人走过后门。

有一次，永新老家的一位亲戚找上门，希望贺敏学帮他找一份工作。

贺敏学本欲拒绝，但妻子求情说：“他们家很困难，你就帮帮他吧，不去当什么官，到建筑工地挖土也行。”

血溶于水，贺敏学也不至于不管，但若要进入工地，也必须看这个人有没有能力。

于是，他就对这位亲戚说：“那好，我们家院子倒了一堵墙，你先去给我砌好，工钱一分不少。”

这位亲戚很高兴，拿起工具就开始干活。

可没过两天，这位亲戚就喊累，干活儿也没那么积极了。

贺敏学得知后说：“看来你不适合干这行，快回去吧！”

这位亲戚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墙虽然没有砌好，但贺敏学还是给足了工钱。

对于自己的功绩，贺敏学也坚持不表彰。

1987年，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，贺敏学进京途中被查出患有癌症。

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贺敏学加紧工作，想趁着自己还能动，多为祖国做点儿贡献。

这时，他的女婿提醒说：“您应该写一本回忆录，让后世了解到您。”

然而贺敏学却说：“不写，历史是人死后才写的。”

贺敏学的这句话很直白，他或许想表达的意思是，他的好与坏应该由后人评价，而不是自己。

况且，以贺敏学的性格，他只会认为自己没有做多大贡献。

1988年，贺敏学离开了人世。

他生前的唯一心愿是将遗体埋在井冈山，他要与最亲爱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。

贺敏学是平凡而又伟大的。他虽然是毛主席的妻兄，却从未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谋便利，甚至连一张与毛主席的合照都没有。

他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